生态灭绝、帝国主义与巴勒斯坦解放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将1948年之前的巴勒斯坦描绘成一片空旷贫瘠的沙漠——这与以色列建国后创造的所谓“繁茂绿洲”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种族主义的环境叙事将巴勒斯坦原住民描绘成不加爱护、甚至破坏了他们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生态野蛮人。这种环境话语既不新鲜，也并非以色列殖民主义所独有。地理学家戴安娜·K·戴维斯（Diana K. Davis）通过“环境东方主义”这个概念指出，19世纪的英欧常常将阿拉伯世界的环境想象为“某种程度上已退化”，并暗示对其进行干预以改善、恢复、正常化和修复的必要。3

犹太复国主义土地赎回意识形态的典型例子，是围绕以色列半官方组织犹太民族基金会（JNF）主导的造林项目构建的叙事。犹太民族基金会试图通过造林抹去在“大灾难”（Nakba）期间被摧毁的86个巴勒斯坦村庄的物质和象征性残余4。犹太民族基金会以保护环境为幌子，将植树作为武器，掩盖殖民时期发生的大规模流离失所、种族清洗、环境破坏和掠夺的现实，同时创造新的景观来覆盖原貌。

加达·萨萨（Ghada Sasa）精辟地剖析了此类生态殖民实践，并将其描述为“绿色殖民主义”：以色列利用环境保护主义消灭巴勒斯坦原住民并掠夺其资源。她描述了以色列如何利用保护区（国家公园、森林和自然保护区）(1) 为土地掠夺辩护；(2) 阻止巴勒斯坦难民返回；(3) 使巴勒斯坦非历史化、犹太化和欧洲化，抹杀巴勒斯坦身份认同，压制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压迫的反抗；以及 (4) 用“绿色清洗”粉饰其种族隔离形象5。 

以色列的资源掠夺也延伸到了巴勒斯坦的水资源上。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不久，犹太国家基金会就排干了巴勒斯坦北部历史遗迹区胡拉湖及其周边湿地的水源6，并声称此举是为了扩大农田的必要。然而，该项目不仅未能为新来的欧洲犹太定居者扩大“生产性”农业用地，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并摧毁了重要的动植物物种7。此外，它还严重降低了流入加利利海（提比里亚湖）的水质，扰乱了约旦河的下游水流8。大约在同一时期，以色列国家水务公司梅科洛特（Mekorot） 开始将约旦河水引流到以色列沿海定居者和城市以及纳卡布（内盖夫）沙漠的犹太人定居点9。1967 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掠夺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源。如今，约旦河——尤其是其下游——已沦为一条满是泥土和污水的小溪10。  

无论是通过植树还是故意耗尽水资源，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环境的破坏性攻击都表明了对环境的态度在更广泛的定居者殖民企图中的角色。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它通过“战略性地破坏原住民社区在土地上的集体延续”来暴力破坏人们与环境的关系11。从这个角度来看，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态度就是用生态压倒一切：它抹杀了原住民人民所珍视的关系品质，同时将殖民生态强加于他们。正如凯尔·怀特（Kyle Whyte）所指出的，“定居者群体正在努力利用原住民人民的生态环境来创造他们自己的生态环境，这通常需要定居者带来额外的材料和生物。”12舒里台·莫拉维（Shourideh Molavi）也认为，殖民暴力“首先是一种生态暴力”，是试图用一个生态系统取代另一个生态系统。艾亚尔·魏兹曼（Eyal Weizman） 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环境是殖民种族主义得以实施、土地被掠夺、围困线被强化以及暴力得以延续的手段之一”13。魏兹曼观察到，在巴勒斯坦：“‘大灾难’（Nakba）也具有鲜为人知的环境层面，即环境的彻底改变，包括天气、土壤，以及本土气候、植被和天空的消失。‘大灾难’也同时是殖民者强加的气候变化过程”14。

正是在以色列蓄意改造巴勒斯坦环境的背景下，巴勒斯坦人如今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全球气候危机。到本世纪末，巴勒斯坦的年降水量可能比1961年至1990年期间下降30%15。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预测，气温也将上升 2.2 至 5.1°C，导致潜在的灾难性气候变化，包括荒漠化的加剧16。作为巴勒斯坦经济基石的农业将受到严重影响。生长季节缩短和用水需求增加将推高粮食价格，威胁粮食安全。

要理解巴勒斯坦的气候脆弱性，就要理解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占领、种族隔离、掠夺、流离失所、系统性压迫和种族灭绝的残酷背景。正如泽娜·阿迦（Zena Agha）所描述的那样，因为这段历史的存在，气候危机对以色列的影响与其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OPT）的影响之间持续存在着深刻的不对称性17——以色列的持续占领使巴勒斯坦人无法获取资源，也无法发展适应性基础设施和策略，但以色列自己却是该地区受气候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之一。这是因为它攫取、掠夺并控制了巴勒斯坦从土地到水资源再到能源的大部分资源。以色列一边剥削巴勒斯坦工人，一边靠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积极支持开发能够缓解部分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简而言之，由于种族、宗教、法律地位以及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等级制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存在着严重的断层，这通常被称为气候或生态种族隔离18。

这种情况在用水问题上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与邻国不同，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并不缺水。然而，由于占领期间推行的犹太至上主义政策和带有种族隔离色彩的水利基础设施，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长期遭受水危机。自1967年占领约旦河西岸以来，以色列一直垄断水源，这一垄断在1995年的《奥斯陆协议II》中正式确立，该协议赋予了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约80%水源的控制权。尽管以色列推进了水利技术并扩大了绿线对岸的供水范围，但由于种族隔离、土地盗窃和掠夺，巴勒斯坦人的用水能力仍在不断下降。以色列控制水源、对巴勒斯坦人实行严格的供水配额、禁止开发水源（例如挖井）并反复破坏巴勒斯坦人的水利基础设施。结果是，居住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以色列犹太人口享受着海水淡化带来的富足生活，巴勒斯坦人却长期面临水资源短缺，而气候变化将使巴勒斯坦人的用水情况进一步恶化。双方之间的用水量差距令人震惊：2020年，以色列人均每日用水量为247升，是日均用水量82.4升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三倍多19。 

在约旦河西岸，60万以色列非法定居者的用水量是300万巴勒斯坦人口的六倍。此外，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人均日用水量高达700升，其中还包括游泳池和草坪等奢侈设施的用水量，而一些巴勒斯坦社区由于没有供水网络，人均用水量仅为26升，接近灾区平均水平，远低于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个人和家庭用水量，即每人每天50至100升20。 2015 年，只有50.9%的西岸家庭能够获得每日供水；而到 2020 年，根据B’Tselem的 估算，只有 36% 的西岸巴勒斯坦人能够获得可靠的全年供水，其中 47% 的人每月获得供水天数不足10天。

加沙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即便是在此次种族灭绝发生之前，也只有30%的家庭能够获得每日用水，而这一数字在以色列袭击期间更是急剧下降21。以色列不仅阻止充足的清洁水进入加沙，还通过禁止必要建筑材料来阻止基础设施的建设或维修。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在种族灭绝之前，加沙90%至95%的水资源都是不安全的，要么无法饮用，要么无法灌溉22。水污染导致了超过26%的已记录在案的疾病，并成为了当地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水污染导致的当地儿童死亡率为12%）23。2025 年 2 月，随着种族灭绝暴力与饥荒的加剧，乐施会（Oxfam）估算加沙每人每天可用水量为5.7升。

在水资源受限的情况下，气候变化对水资源供应和质量的影响将产生致命的后果，尤其是在加沙。
 

在巴勒斯坦人面临日益加剧的水资源、环境和气候危机的背景下，以色列却刻意打造形象，将自己美化成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推广绿色技术、海水淡化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倡导者。它利用“环保”形象为其殖民政策和掠夺行为辩护，粉饰其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并伪装成干旱落后的中东地区一个绿色发达的国家，以此掩盖其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2020年，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巴林、摩洛哥和苏丹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并通过共同实施可再生能源、农业综合企业和水资源等环境项目的协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形象。这些都是“生态正常化”的一种形式：利用“环保主义”粉饰和正常化以色列的压迫及其在阿拉伯地区及其他地区造成的环境不公24。

2020年12月，得益于两个占领国在其帝国主义庇护者（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的推动下达成的一项协议，摩洛哥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和美国也承认了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自此之后，以色列在摩洛哥的投资和协议不断升级，尤其是在农业综合企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

2022年11月8日，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约旦和以色列签署了一份由阿联酋从中牵线的谅解备忘录，以继续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繁荣项目”（Project Prosperity）——“繁荣蓝”（Prosperity Blue）和“繁荣绿”（Prosperity Green）进行可行性研究。根据协议，约旦每年将从位于地中海沿岸的以色列海水淡化站购买2亿立方米水（繁荣蓝）。该淡化站将由约旦一座6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厂供电（繁荣绿）。该发电厂将由阿联酋国有可再生能源公司马斯达尔（Masdar）承建。如前所述，“繁荣蓝”看似善意的言辞掩盖了以色列数十年来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水资源的掠夺、帮助其否认对地区水资源短缺的责任，并同时将自己描绘成环境守护者和水资源强国。以色列海水淡化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梅科洛特将自己定位为全球领导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以色列的“绿色清洗”叙事。该公司的利润既用于自身运营，也用于资助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水隔离政策。

2022年8月，约旦与摩洛哥、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阿曼等国一道，与两家以色列能源公司——Enlight Green Energy（ENLT）和NewMed Energy——签署了另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在该地区实施可再生能源项目，包括太阳能、风能和储能。这些举措既巩固了以色列作为可再生能源创新中心的形象，也使其能够深化其殖民计划，并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其目标是将以色列以主导者的身份融入阿拉伯地区的能源和经济领域，以建立新的依赖关系、强化关系正常化议程，并将以色列塑造成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随着生态和气候危机的加剧，依赖以色列能源、水或技术的国家可能会开始认为，支持巴勒斯坦斗争不如确保自身的能源使用权重要。

沙特ACWA电力公司和阿联酋马斯达尔等海湾公司对这些殖民活动的参与，凸显了阿拉伯地区的一个关键结构性特征。比起将该地区视为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我们应当认识到其内部的等级制度和不平等。海湾地区充当着一个半边缘、甚至是准帝国主义的力量。它不仅比邻国富裕得多，而且还参与了在区域层面攫取和吸收剩余价值，重复进行核心-边缘之间的榨取、以及边缘化和掠夺式积累的过程。

以色列目前在加沙针对其人民和环境犯下的可怕罪行，加剧了莫拉维（Shourideh C. Molavi）在其著作《加沙环境战》中所描述的长期战争。莫拉维拒绝将环境视为冲突中被动的背景板，而是展示了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实践如何将环境作为其在加沙地带及其周边发动军事战争的主动工具25。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将加沙的居民区和农田同时夷为平地。

以色列通过夷平土地，对巴勒斯坦农民施加耕作限制（包括限制作物种类和高度）和摧毁该地区传统的橄榄树和柑橘树丛等行为，在加沙施行生态暴力。即使在以色列定期发动的入侵和屠杀之外，以色列的推土机也经常越境进入加沙，铲除农作物并摧毁温室。据法医建筑团队的记录，以色列以这种方式不断扩大其沿加沙东部边境的军事禁区，即“缓冲区”。

自 2014 年以来，这一进程中出现了化学战的身影。以色列定期部署空中农用喷粉机，向加沙内陆数百米的巴勒斯坦农田喷洒有毒的、可以杀死植物的除草剂26。据巴勒斯坦农业部估计，2014 年至 2018 年间，这些空中喷洒的除草剂破坏了加沙超过 13 平方公里的农田27。这些化学物质的影响不仅限于农作物：巴勒斯坦人权非政府组织 Al-Mezan 警告说，食用受化学物质影响的植物的牲畜可能会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28。

甚至在当前的种族灭绝开始之前，这些做法就已经摧毁了大片可耕地，剥夺了加沙农民的生计，并使以色列军队能够更好地监视加沙，从而进行远程瞄准和致命打击29。其结果是，与加沙附近以色列定居点数英里的灌溉田地作物（草莓、甜瓜、香草和卷心菜）相比，加沙的巴勒斯坦土地显得贫瘠——这种贫瘠并非天灾，而是人为造成的。殖民者非但没有“让沙漠生花”，反而加剧了沙漠化进程，将曾经肥沃生机勃勃的农田变成了寸草不生的干旱焦土。

正是在加沙（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历史巴勒斯坦）的生物政治格局被残酷而殖民化地重塑之际，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了袭击。自此之后，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已升级为生态灭绝。加沙遭受的破坏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记录，随着以色列继续进行种族灭绝，统计数据也很快变得过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此陈述一些事实。

总部位于伦敦的法医建筑团队通过卫星图像指出，自 2023 年 10 月以来，以色列军队有计划地将果园和温室作为目标，蓄意进行生态灭绝，这加剧了加沙持续的灾难性饥荒，也是剥夺巴勒斯坦人生存资源的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30。到 2024 年 3 月，加沙约40%以前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被毁，近三分之一的加沙温室被拆毁，从加沙北部的90%到南部城市汗尤尼斯周围的40%不等31。此外，对2024年3月提供给《卫报》的卫星图像的分析显示，当时加沙近一半的树木和农田已被毁，毁灭手段包括通过非法使用白磷。正如《卫报》文章所述，橄榄园和农场已化为泥土；弹药和毒素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空气受到烟雾和颗粒物的污染32。在这些报告撰写后的14个月里，情况很可能急剧恶化。

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生态灭绝的最致命要素之一是其对该地区水源的破坏。早在种族灭绝爆发之前，加沙唯一含水层的约95%水资源就已受到污染，不再适合饮用或灌溉。这是非人道封锁和周期性袭击的结果，这些袭击阻碍了供水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的建设和修复。然而，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的供水设施和基础设施全面崩溃，导致饮用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系统瘫痪。这导致脱水和疾病（例如伤寒）的发生概率居高不下。

除了军事攻击造成的直接破坏外，燃料的缺乏还使加沙人民别无选择，只能砍伐树木来做饭或取暖，这加剧了该地区树木的大量损失。与此同时，即使是剩余的土壤也受到以色列轰炸和拆除的威胁。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称，对人口稠密地区的猛烈轰炸会通过弹药本身和倒塌的建筑物向周围的空气、土壤和地下水中释放危险物质（如石棉、工业化学品和燃料），并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长期污染33。截至2024年7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轰炸已留下4000万吨瓦砾和危险物质，其中大部分瓦砾中含有遗骸。清理加沙地带的战争废墟将耗时15年，耗资可能超过6亿美元34。

以色列的生态灭绝延伸至加沙海域，那里被污水和废物堵塞。10月7日之后，以色列切断了对加沙的燃料供应，随之而来的电力中断意味着废水无法输送到处理厂，导致每天有10万立方米的污水涌入地中海。除了医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医院和医务人员遭到袭击以及医疗物资入境受到严格限制之外，这一切还为霍乱等传染病的爆发以及脊髓灰质炎等曾经被根除且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的死灰复燃创造了“完美风暴”35。

综上所述，前文所描述的破坏使得许多观察家和专家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生态系统的猛烈攻击已经使该地区变得不再适合居住。

在2023年12月于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宣布：“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的种族灭绝和野蛮行径，等待着那些因气候危机而逃离南方的人们……我们在加沙看到的，是未来的预演36。正如佩特罗所言，加沙的种族灭绝是一个警告。它警示着我们，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反抗，未来将会发生什么。 

帝国及其统治阶级准备牺牲包括黑人、棕色人种和白人工人阶级在内的数百万人来维护资本积累和统治地位。他们在巴库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拒绝承诺采取气候行动，却继续资助加沙种族灭绝。就像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疫苗种族隔离政策一样，这一切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

加沙事件也揭示了战争和军工复合体如何共谋加剧气候危机。事实上，美国陆军是世界上最大的机构性排放者37。加沙种族灭绝战争期间，以色列的排放量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超过了全球20多个气候最脆弱国家的年碳排放量，其中大部分来自与美国军用货运航班和武器制造相关的排放38。美国不仅在助长种族灭绝；它还在积极促成巴勒斯坦的生态灭绝。但两者之间的关联远不止于此——巴勒斯坦解放斗争与反对化石资本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密不可分。毕竟，巴勒斯坦位于中东的中心地带，而中东仍然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它不仅是世界化石燃料体系的核心，还通过贸易和金融生产着全球约35%的石油39。与此同时，以色列正寻求成为地区能源中心，特别是通过利用塔玛尔和利维坦等地中海天然气田——在加沙种族灭绝战争爆发几周后，以色列就为这些天然气田颁发了新的天然气勘探许可证。

为巩固其主导地位，美国及其盟友正积极努力推进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正常化进程。这一进程始于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和1994年的《约旦-以色列和平条约》，随后又由2020年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所推动。在10月7日之前，在美国的斡旋与庇护下，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已接近完成，这项交易几乎意味着抹除巴勒斯坦事业。然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行动扰乱了这些计划。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巴勒斯坦解放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或人权问题：它是与美帝国主义和化石资本主义的直接对抗。因此，巴勒斯坦解放必须成为全球环境和气候正义斗争的核心。这包括反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包括在绿色科技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相关行动。如果不瓦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并推翻海湾反动政权，就不可能实现气候正义。巴勒斯坦站在全球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化石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前线。正因如此，气候正义运动、反种族主义团体和反帝国主义组织者必须支持巴勒斯坦斗争，并捍卫巴勒斯坦人以任何必要手段抵抗的权利。

尽管面临无处不在、持续不断的灾难，巴勒斯坦人依然坚持抵抗，并以他们的“坚守”（sumud）精神激励着我们。这个词有多重含义。马纳尔·什凯尔（Manal Shqair）将其定义为在以色列殖民统治下，抵抗和适应日常生活困境的一种日常实践模式40。它也指巴勒斯坦人民在面对以色列的剥夺和将犹太定居者描绘成唯一合法居民的叙事时，仍然坚持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维护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的意志41。

为了加深我们对巴勒斯坦人“坚韧”精神的理解，什凯尔提出了“生态坚守”（eco-sumud）的概念，它指的是巴勒斯坦人在日常生活中以环境为根基的方式，维持与土地深厚联系的坚守行为。这一概念涵盖了巴勒斯坦人用来抵抗暴力破坏其与土地联系的本土知识、文化价值观和日常实践。“生态坚守”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应对生态和气候危机的唯一可行方案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追求正义、主权和自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终结占领和种族隔离政权，并瓦解以色列这个定居者殖民政权。践行“生态坚守”根植于对击败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可能性的信念，同时彰显了被殖民者坚定塑造自身命运的意志。

巴勒斯坦人英勇的抵抗，体现在“生态坚守”（eco-sumud）和对土地的深厚眷恋中，激励着全球各地在重重危机中争取正义的进步运动。没有比引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的话更恰当的方式来结束这一章节了——他深情地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与气候前线的斗争作了一个动人的对比：

气候阵线能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学到什么？那就是，即使灾难已经降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持续不息——我们仍将继续抵抗。即使为时已晚，即使一切都已失去，即使土地已被摧毁，我们仍会从废墟中奋起反击。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不会投降；我们不会放弃，因为巴勒斯坦人不会死去。巴勒斯坦人永远不会被打败。强大的军队若不能取胜，便是失败，而弱小的抵抗军只要不输，就是胜利。我希望加沙地带的战争能够以抵抗力量仍然存在为结局，那将是一种胜利。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延续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因为——无论你们将多少灾难倾泻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会继续战斗。这正是气候阵线的灵感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勒斯坦人并非只为自己而战，他们也为全人类而战——为那种在任何形式的灾难中仍坚持抵抗、面对压倒性力量也不屈不挠的人类精神而战。我认为，我们有无数理由声援巴勒斯坦的抵抗力量，这不仅是为了他们的命运，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42
 

我们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正如法农曾经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在相对的默默无闻中发现我们的使命，履行它，并且永不背弃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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